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战时，相关记载也较多，相较之下，衣、住、行尽管也是生活要素，但因紧迫性相对不那么高，记载要少得多。偶尔可以看到的一点反映民间状况的材料，也多和食物放在一起，比如有材料说到山东菏泽县第六区大杨湖村：“村民主要生活依靠是种地务农，生活程度是低的，穿的都是粗布（自己织的布），吃的大部是高粱、大豆、玉米。”刘荣日记记载平西民众衣不蔽体的惨状：“一个十六岁姑娘在推碾子，同样烂得大腿都露在外面，是很健壮、很朴实的好女孩儿。观其脸与剪发头很好看，观其下身，引起我无限难过。当时把自己一件破的衬衫脱给她。回头又往里面一走，很多，还有一个十二岁姑娘，除小肚子上盖一块布外，赤身一条，小孩儿也是剪发头，大眼珠儿好看，细细询问一番。这孩子从小长到现在十一二年还没有穿过衣服。”

相对而言，八路军干部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军人在战争中衣、住、行状况的记载。军人长期背着武器、干粮袋子行军，衣服、鞋子消耗极大，战争时期，供应紧缺，衣着问题构成不小的困惑。高鲁日记记有军人衣不蔽体的状态：

战士们衣服最破的地方是扛枪的右肩，裤子最破的地方是屁股、裤裆、膝盖。没有布补，便把裤脚的布剪下来，裤脚虽然短了，但打了裹腿也行。秋末冬初，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破军衣，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脚也打颤，像得病似的。不少人咬紧牙，手拢在袖子里，还要向前揣，两脚并得笔直。但不过多长时间，牙齿又冻得发响，像打架一样，肩也耸起来，将头缩进肩里，脖子一点也看不见了。

八路军纪念馆的雕塑

林以行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前方发现：“战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今年只发了一套单衣。现在已进入秋天了，阵阵西北风早晚已感寒冷，战士们几乎都没有铺盖。”已经晋升为下级军官的刘荣，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945年他写道：“公家规定三年一换被子，今天盖的被子是一九四〇年发的，里面已成糟的。另外在一九四三年残酷反‘扫荡’战斗中，铺的穿的已掉光了，按理说应补充，然而忙于调动没有补充。现在没有铺的，真的不论到哪里都是溜着光席或门板。没有衬衣，是高来弟给了一件旧的，匡蓝同志给了一件快要破的，如此度过这几年的岁月。”

中共武装游击作战，常常大幅度移动，河北宁晋有民谣说：“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不断的长途行军，鞋子消耗极大，北方寒冷的环境又无法长期光脚。八路军干部铁冲写下行军时鞋子坏了的处境：“一天的行军，通过了汽路和马路，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步的行进，山泥、石头、水、沙……在脚下流在后边，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庄，一支〔只〕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只〕开线断了两截。晚上睡都睡不着，如何处理鞋子问题？又想开口向别人要，又怕对方没有时难为情，后来没有办法不想它吧，可是说马上出发就得打赤脚。”铁冲这段日记写于9月底，此时北方地区还未到严寒季节，再过一两个月，失去鞋子的痛苦肯定会成倍增加。鞋子成了军人的大问题，一旦丢失，会有切肤之痛：“吕司令给我的那双鞋，我忘记带，所穿的倒是非常坏的牛粪纸的鞋。当想起来时，已出来了二十多里路。这本是件小事，但一路上气愤得简直出不来气了。”为了鞋子，触犯纪律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个战士没鞋穿，出发前偷了老百姓一双半新旧的鞋。出发后才穿上。有人问，他才将鞋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说：‘我没鞋穿呀！’。还有个伙夫，把老乡的一件破单衣藏在水缸下准备撕开打草鞋。”

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中共也尽力减少民众的做鞋负担，强调：“军鞋只应军人穿，军鞋必须保证。这是一。其次，每双鞋老百姓赔的很多，要减少数目，要尽量穿旧鞋，钉补旧鞋。团体干部每年动员鞋数规定的太多，应减少到四双。……第三，军鞋分配基本上依有人出人原则，但须同时照顾有钱出钱，以村为单位调剂之。第四，游击区还可以作一点鞋，以补根据地之不足。”同时，号召部队官兵自己动手，解决鞋子问题。高鲁记下自己打草鞋的经历：

我们把马莲草晒干，用水泡后再蒸，就可以用来打草鞋。如果一次用不完，还可以再次晾干。同时，再用水浸一下。挑选长的打成绳子，拧成三股打草鞋。较短的马莲草可以换钱，每百斤可换25张纸。这种草鞋可穿十天半月。如果没有行军，草鞋能穿1个多月。草鞋底也用马莲草打成，只是绳子是4根合为1股。

八路军艰苦的处境，看在民众眼里，有时会被过度解读，比如：“我们不少人穿短裤背粮，老百姓说：‘看这些队伍穷得没长裤子。’”其实八路军不是没有长裤只是背粮时怕热才脱去的。又比如：“晚饭后，大家打篮球。主任、干事、小鬼都上场了。老百姓见许多人在抢一个球，说：‘当官的也来抢球，一人买上一个球多好呢！’”因为衣服缺乏，1942年10月，晋西北乡村已经是冰冻时节，部队仍然穿得很少，脚上只有草鞋，老百姓见了后说得很形象：“八路军真能干，穿上麻鞋（草鞋）在冰上站。”

前方军人衣履供应紧张，后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何方回忆：“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至于衣履的质量，更是无法保证：“延安工厂是有缺点的，衬衣不结实，去年我的一件，洗了两水，用手一抠就是一个窟窿；礼拜鞋，去年的毡鞋底子只作了七八针，有的上下山一次，底子就脱落下来，大衣原料羊皮、洋布很好，但做的又小，样子又难看，而且非常臭。”

部队流动的最大难题是宿营。八路军纪律严明，生活细节非常注意，行军宿营通常能够做到：“大小便能找厕所或自己挖，行进中自找掩蔽处，或离开道路较远的宿营地，每个人员都能热水洗脚，早上也能将脸洗了。休息时能洗衣、洗澡。”困苦的条件下，这体现了一个有高度自我期许的政治力量的自控能力。即便如此，为士兵的安全、卫生和健康着想，还是需要寻找相对较好的宿营地，这就需与当地居民沟通，征用居民房屋。而经过战争尤其日伪军的破坏，百姓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高鲁日记记载了寻找宿营地的经过，大致可以看出当时部队宿营的一般状况：“吃饭时，通讯员带来一个老乡。连长问：‘你是邻长吗？’‘是。’‘请找些破席子来，我们要搭放哨的棚子。’那人说：‘我没办法，找不到。’连长便请老乡吃饭，饭后，那人说：‘我替你们找，总不能让你们淋雨吧！’”这是耐心工作的典型案例。林以行的日记写道：“我们队伍分到各家住宿，遇到一家娶媳妇办喜事的，炕上挤坐了十几个妇女，他们不肯离开暖炕，我们的同志也不能在野外冻着，北方二月的夜间实在太冷了！他们只好在屋内找靠墙的地方挤坐下来。”

当然，八路军也是人，也有性急的时候，下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天晚了，队伍到了一个老乡家。这家有四五个人，老乡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让住就不能住！’有人说：‘非得住不可。日本人来了，你敢这样说吗？我们打日本人，你看着办吧！’老乡想通了，军民都挤在一间屋里睡了。”高鲁说到的现象，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早晨找房子，找了好久，发现一新大陆，叫了好久门，都不开。玉山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大家到了里面，都大发雷霆起来。使房东很难为情。待住好房子后，我本想解释一下，可是有人还是怒火未熄，使我无法开口。后来，居然把关系又弄好了。”

尽管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中共军队尽力不侵害民众利益，注意民众情绪，双方关系总体融洽。鉴于住宿问题处理不易，房东群体被列为非常重要的团结对象，王林日记记载中共专门开会招待房东后他们的反应：“房东老太太回来乐得不得了：‘还来这个，俺招待得你们多不周到啊，跟着我们受罪呗……还叫我们说话，俺哪会说那话啊……’。”

在外住宿，最困难的是部队中的女性。林以行跟随部队行军时，夜晚宿营，找房子住非常困难，每到一村只能是老百姓各家挤出一两间给部队住，不可能为女性单独安排一间。有一次，林以行被指定和政治处黄主任住一间。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黄主任是领导人，是同乡，尤其重要的他已结婚，所以我没在乎和他同住。我睡在老乡存粮的大柜上，夜间黄表现很坏。他故意多次咳嗽，隔一会外出一次小解。到后来他竟到我跟前问我：“冷不冷？”我立即惊坐起来拉紧被子怒吼“你要干什么？”———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声不响地回到炕上睡了。

林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和男同事同住一屋，只有这一次发生状况。为此，她担忧、气恼了很多天。有趣的是，林后来的丈夫就是在这样的合住中遇见的。1940年10月1日，她日记中写道：“我们科和宣传科的十几个人分住一个屋子，屋内一铺大炕，……我们科里小鬼帮我找来块木板支在墙角，免〔勉〕强能睡下。”此时，是百团大战之后，大家睡下开始讲战斗故事，“我躺在靠墙角的木板上，静静地听着。心想，他们都为自己在战斗中做出了贡献而自豪。后来却又听到一个小伙子讲什么大脸鬼的故事，我也很有兴趣地听完了”。这个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叫胡昭衡，后来走进了林以行的生活，他回忆：

记得我们相见是在“杀声震天在华北”的百团大战时候，那时队伍住在一个荒僻的村落里，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男孩子般的女子……之后我们分别了，你到雁北过了几个月的游击战争的生活。但那时我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过一位女同志跟队伍在雁北跑过，她有马骑，她有流言追踪。……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口里知道你在雁北的艰苦生活时，我肃然了。

部队作战期间，住宿更为简陋。刘荣日记记载：“战斗后，村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一百五十间，老乡的住房就成问题了，二十五家人只住十五间房子。这次我们两个连也住在这里，实在不行，有的同志就住到村外小庙的棺材里，卫生员、司号员不住，怕鬼，经解释才住下。”抗战行将结束时，刘荣参加绥远地区作战，夜晚宿营，战士常常只能在门板上将就睡下：“战士们个个睡得很熟，除鼻鼾声外，万籁无声。有的几个合睡在连在一起的门板上，有的是单个睡在门板上，除少数着雨衣外，都是着单衣而睡。这时雨后气候相当秋末初冬，不禁捏了一把汗，如果病了怎么办呢？”

吃穿住之外，战时其他基本日用品也十分紧缺，只能因陋就简。没有笔，解决的办法是：“自己造石板，将不用的砖瓦磨光，可以用石笔在上面习字。自己造石笔，用硬土、硬石灰和水成泥，用水搓成长圆条，晒干，可以在石板上写字。自己造钢笔，用硬芦苇杆，一头削尖，把里面松软的芯去掉。在削尖的地方用刀子划开一道缝，使墨水容易流出来。”日常洗漱用品更是简陋：“一块钱的津贴，只够买点儿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国民党加紧封锁后，牙刷、牙粉也买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盐水刷牙。有好几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鬃做的。……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林以行是女干部，相对注意卫生，她观察到：“天还没大亮就开饭了。大家不洗脸也不漱口就吃饭，这是很平常的，我也看惯了。但我自己总是想办法弄点水擦擦脸才吃饭，尽可能地讲卫生。”

日常生活中的有些困难常常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战争时期，人员流动频繁，日常交流会遇到语言不通问题。彭柏山写道：“在洋河镇，一个战士向老百姓借脚踏车游戏，当时一个妇女要战士先付了钱才能骑车。战士回答骑了之后才付钱。结果，那妇女误会，以为战士骂她是‘妓女’，做了‘生意’以后才付钱，因而吵闹起来。由此，使我想到语言的不通，实在是人与人接近的莫大障碍。”正因为要克服语言不通，中共强调行军时对民众展开宣传，“最好是本地人，学会讲本地话，这样群众才爱听”。不过，汉语语言结构相近，尤其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语词发音相似，方言障碍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巨大。林以行是湖北襄阳人，她到山西兴县后与房东交流时发现：“她的口音、土语我听不懂，我的口音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但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边说边比划加上猜测，有时大笑起来。她说的主要意思是羡慕我识字，又能当兵，真好！”

（来源：本文原题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为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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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