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开创的根据地，被毛泽东评价为“方志敏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在率红十军团北上途中，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大量书信、文稿。今天，我们重读文稿，感受烈士赤诚情怀的同时也不禁好奇，它们是如何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的？

在书信中，方志敏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在狱中，与方志敏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有3人。一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他领受了“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却被这位共产党人的品质和气节感染，悄悄把10斤重的脚镣换成4斤重的。

二是看守所文书高家骏。这位热血青年也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为他购买报纸、提供纸笔、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

三是“狱友”胡逸民。胡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元老。鉴于背景特殊，狱方给予其一定的行动自由，胡与方志敏接触渐多，后来成为挚友。

从入狱到就义前，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10多万字。

起初，方志敏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逸民出狱时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当方志敏看到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并提供一些帮助，这让他感到是个机会。

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同时也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由向影心带出。当然，在那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向影心身上，他还找到高家骏，高推荐了他的女友程全昭。于是，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了第二批文稿，为下一轮送信作准备。

高家骏给了程全昭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李贞”是方志敏给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争”的谐音。高家骏取出几封信，嘱咐程全昭分送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

信送到后，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暂住地宝隆医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找“李贞”，称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妇人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贵妇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劝她尽快回杭州。程全昭听从了劝告，决定先回杭州朋友家中避风头，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关在家中不能再与外界接触。

一直等不到程全昭的回音，高家骏和方志敏都很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可送出了给李公朴的信后，他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几封信全被烧毁。

送出3批文稿后，方志敏将剩下的全部交给了胡逸民，并作最后的诀别。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后，胡逸民获释，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方志敏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

实际上，程全昭和胡逸民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给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当时，生活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看了程全昭送来的信，正在犯难，碰巧胡子婴来了。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便自告奋勇去宝隆医院取文稿，并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程全昭就把她误作了宋庆龄。

据胡子婴回忆，第一次收到的文稿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现出来，且前4页是空白，直到第5页才有文字。第二次收到的文稿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文稿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冯看后作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潘汉年觉得自己的工作流动性大，建议交给谢澹如。就这样，谢澹如将这批文稿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来源：学习强国 保密观）

编辑：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