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依托新的媒介平台和传播方式，新型网络暴力花样翻新，已从过去狭义的语言暴力，发展为文、图、视频等全方位攻击，危害日益严重。

“出殡”“暴毙而亡”“赶紧糊”“你全家死了”……在一些视频网站上，常常能看到大面积带有辱骂字眼的弹幕将整个视频画面填得满满当当，发布者不堪其扰，普通观众观感极差。

弹幕本是视频网站用以增加用户参与度的工具，但当弹幕缺失管理时，弹幕的“想说就说”就变成了“啥都能说”，没有底线的脏话和攻击性话语抢占“弹幕”，使其变成新的网暴阵地。

施暴者在社交平台上给网暴受害者P遗照，某些画作甚至以肢解当事人躯体、给当事人抬棺为主题，内容极度暴虐血腥。不少网友表示“不敢看”“恶心”“留下很大心理阴影”。还有团体将此类图片印成卡片，通过邮寄方式实施线下恐吓。制作恐怖、血腥画作正成为新型网络暴力方式。

打篮球的人被篮球暴打，正常的人被比拟为“鸡”、小丑、骷髅……随着“鬼畜”视频日渐“出圈”，不少视频制作者已脱离了善意娱乐的范畴，表现出显著的人身攻击、恶意丑化、传谣抹黑趋向。

前不久，“B站”清理“锤人视频”引发关注。所谓“锤人视频”，即视频创作者发布针对某个特定知名博主的声讨，向公众展示其“失德或违背法律”等相关行为。由于缺乏监管，锤人视频往往内容夸张，煽动性强，充斥着对他人的道德、法律指控，且真实性存疑。部分声讨者为流量制造争议，让视频内容戾气十足。被“误伤”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消除负面影响，继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社交媒体评论区向来是网络暴力重灾区，但近来评论暴力亦有“升级加码”趋势。过去，“一言不合就骂人”的“喷子”式评论暴力往往只出现在相关话题或当事人的主页之下。而如今，一些故意带节奏的网暴者会大量在与当事人或事件毫不相关的热门话题下带“被黑者”出场，借此败坏“被黑者”网络风评。

此外，提前给“被黑者”预设创建谐音或带有侮辱义的“词条”或“话题”的行为亦呈蔓延趋势。如“爱紫病”“乳现癌”等类似污蔑性词汇会被集中大量转发跟进……

由于在公开平台发布辱骂或中伤言论可能被取缔账号乃至招致其他网民围攻，一些网暴者会通过私信形式谩骂、骚扰他人。

据一位B站UP主介绍，他曾公开称赞某影视作品并发表个人意见，随后就收到大量带有辱骂、侮辱内容的私信。“他们通过关联账号找到我的微博账号，并通过技术手段搜寻到我上网的IP地址，警告我如果再做点评，就将‘加大力度’骚扰我。”该UP主说，网络暴力已经持续了数月，导致其正常的工作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过去的网络暴力大多事发偶然，多数集中于社会领域。但近年来，网络暴力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竞争领域，呈现出了有组织、有策划、有产业链条的倾向。

小到饭圈内斗、网红互殴，大到网站之间互黑下架，大企业恶性竞争，互联网时代的商业竞争中，“黑公关”被经常提及。这种擅长操纵舆论、绑架民意的职业化黑手，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制造假舆情，绑架真民意，达到抹黑竞争对手、抹黑名人及特定群体的目的，以替雇佣者占据竞争优势，实现商业获利。

一位品牌公关介绍，在社交媒体时代，不少网络暴力事件看似偶发，其实背后都有人为操纵。类似小红书和LOFTER下架整顿，疑似在一些特殊敏感时间节点，被对手恶性灌入大量违规信息。

由于网络暴力作为谋求个体利益的手段收效日益显著，越来越多人利用其便利性开始左右网络舆情，误导民意。业内专家分析，频发的“跟风黑”背后，有组织的职业团队是幕后真凶。例如，利用高考等特殊时间节点，刻意指责某些被选定的“被黑者”学历或工作履历问题，逼迫其通过信息泄露进行自证，如泄露就可组织大规模人肉，如选择保全个人信息则会被指责刻意造假。

此外，多起亚文化圈的内斗背后，也都不乏深谙传播学规律的专业人士身影。这些“职黑团队”利用小众文化圈的“心病”做引子，提前数月“测敏”埋线、左右“下套”、布局“挖坑”，舆情多重走向全在其预案掌控中。在恶意策划煽动下，圈层内的“小火星”会发酵、点燃、引爆至圈外，最初的小争议、小谣言也能轻易被激化为网暴大事件。

一些有影响力的大V通过QQ群、豆瓣小组、百度贴吧、微博社区、微信群、知乎圈子、B站动态等将粉丝聚集起来，抛出挑唆性语言乃至仇恨言论，更使网暴得以迅速发酵。粉丝群或水军的存在让大V有能力通过后台动员鼓动普通信徒做急先锋，而策划者则会提前制作各种煽动性和冲击性极强的文案进行分发。

“围绕一个或者数个目的，结成看似松散，实则分工明确、很有效率的网暴群体。这样有组织的网暴，影响力、辐射范围大大强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说。

过去的网暴往往针对个体，但近期记者发现，通过“扒坟”“披皮”和刻意上纲上线等手段，新型网暴有扫射泛化制造群体对立的趋势，个体的言行会被无限度连坐上升，教师、记者、医护、警察等群体纷纷成为受害者。

与此同时，施暴者会包装美化其目的，如反对资本、寻求创作自由等，将网络暴力“崇高化”，进而把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少年绑上网络暴力的战车，凭借毫无权威性可言的截图，歪曲事实、虚构罪名、污名化特定群体，兴风作浪进而达到其目的。

拥有2万粉丝的博主惊讶地发现，去年11月他开通了微博上的创作者广告收益共享计划后，将近半年时间一共收入七八百元，其中一半来自一场网络骂战。“我的经验是骂得越狠、吵得越凶、流量越大，因为广告共享计划是按照互动量、阅读量两个维度加权计算的结果。”导演毕志飞曾经晒过自己的争议微博收益截图，几条微博获得2亿阅读量，收入3万元人民币。

有关专家认为，一些平台“流量为王”的利益机制很大程度上让网络暴力进一步肆虐。孙佳山认为，互联网的流量逻辑使得“互黑互撕”成为平台喜闻乐见的现象，以致平台漠视甚至纵容“网暴”群体的所作所为。

而有的利益方不仅乐见网暴发生，甚至亲自推波助澜，通过大数据推送、设置引战话题、限流谣言澄清等手段掩盖真相，进而挑拨不同群体不断参战、相互施暴。

客观来看，网络暴力日渐泛滥，网络平台难辞其咎。不过，平台确实背不动网暴所有的“锅”。法律专家表示，到底哪些不当互联网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界定。这一方面让网暴者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网络不良风气，形成集体无意识。

网暴屡禁不止，且新变种不断，凸显法治建设跟上互联网发展的紧迫性。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明宇集团董事长张建明提交了《关于加强网络暴力防控和惩治，营造健康网络生态》的提案，他认为平台方、监管部门除了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以监控，还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给出具体的惩治依据和条例，并向受害群体提供清晰明确的维权路径。

此外，近年来舆情处置“按闹分配”倾向也在加剧网暴。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主管部门常常畏惧舆情出现，遇事不是调查事实，据实处置，而是谁闹得凶就按谁的诉求迅速“灭火”“减压”。

这种心理和机制上的“软肋”已被利益群体所广泛利用，动辄调动网络水军和自媒体联动，制造虚假舆情，倒逼主管部门出手压制，施暴者实际上是借相关政府部门之手得到参与治理的权力并获益，而被网暴者则成为各方利益压迫下的受害者。

有关人士建议，“按闹分配”与构建法治社会的现代治理原则南辕北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低效治理模式。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闹访”和“舆情”都从线下转到线上，这要求相关部门在面对网络暴力时要敢担当、不缺位、不畏难，要及时发声，公开调查结果，精确治理，而不能“一约了之”。（新华社—《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