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下称《学习辅导百问》）提到，延迟退休将会坚持小幅逐步调整，以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

因为延迟退休会改变人们的就业和退休行为，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采取逐步提高的方式，能够将它对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降到最低。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永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延迟退休方案需尽快出台，不能一拖再拖，但还是应采取小步慢走的方式，以防范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剧烈冲击。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改革，关系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需早行动，慢慢走，留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去化解各种矛盾。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渐进式改革的方向不会变，但由于这项改革此前因各种原因耽延太久，在退休高峰即将到来之时，小步慢走来不及了，建议采取渐进式的“分步快走”。

由于女职工退休年龄过早（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在延迟退休上，女性先走一步或是比男性步伐更快一些，也是一种符合现实的政策选择。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高龄女性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是老龄化的一大趋势。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的存活优势明显，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9》数据表明，在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中，老年女性的比例超过六成，超高龄老年群体中该比例则超过七成。

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而长期以来，我国退休制度中，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低了 5~10 岁，年龄差居世界第一位。

基于此，专家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应该从女性做起，但至于是否男女同步则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发展报告2020》认为应将女性职工退休年龄逐步提升至55岁，用5~10年时间将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逐步提升至65岁。杨燕绥和孙永勇则认为可以男女同时调整，但女性调整的频率可以更快一些。

从国际的情况来看，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占多数。联合国2002年对16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4.74%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男女同龄退休制度，201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66%。

据第一财经了解，实现男女同龄退休是业内比较主流的建议，理由是现在的工作条件已经比以往有很大的改善，重体力等不适合女性的岗位大幅减少，同时老年女性预期寿命和生存质量也高于男性。

此外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孙永勇认为，考虑到女性和男性的差异，不一定要追求男女同龄退休。

延迟退休对就业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影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担忧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相关部门在这项改革上慎之又慎，延迟退休方案的亮相时间也一再耽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鲁全认为，西方延长退休年龄的实践和实际效果都并没有证明其对就业市场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就业岗位不是通过一个人退出就业市场而产生的，而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杨燕绥也认为，就业市场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岗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岗位，相互交叉很少，所以延迟退休挤占年轻人岗位的情况并不突出。

不过从现实中来看，延迟退休对体制内岗位还是有明显影响的，因为体制内单位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要通过老一代退休才能给新一代腾出岗位。

第一财经在采访中了解到，下一步延迟退休的改革中很有可能像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制定一个标准的法定退休年龄来作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至于人们是否退休，则要尊重个人意愿。

孙永勇表示，退休指的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进入休养状态，它本质上是指退出劳动力队伍，而领取养老金只是为退休者提供经济支持的一种手段。退休与领取养老金并非总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就是很多人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干着另一份工作。

杨燕绥表示，计划经济时代退休了就去领养老金， 所以人们就把退休年龄等同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但国际上没有法定退休年龄这个概念，只是规定标准的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按照标准时间领，还是提前领，或是延后领。

为什么应该区分“提高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55岁可以退休的话，如果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她的养老金应该提高；但如果她还是选择55岁退休，养老金也不减少。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必须强制退休，雇主有权利终止劳动者的工作。强制退休制度虽然便于统计和管理，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不利于个体能力的发挥。

因此，尊重个人意愿实行因人而异的弹性退休制度在这次改革中赢得了更多的共识，比如实行领取养老金“早减晚增”计划，越延迟退休获取的养老金越多，从而给老年人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

《学习辅导百问》中也提出了弹性实施，强化激励。孙永勇认为，弹性退休就是允许提前或是延后退休。为了减少制度推行的阻力，可以尽量少做减法，多做加法。比如，一个女职工现在55岁可以退休的话，如果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她的养老金应该提高；但如果她还是选择55岁退休，养老金也不减少。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不仅会影响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职工，也会影响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

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实现了男女同龄“退休”，即在年满60岁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何进行调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提高法定退休政策涉及到国家、企业和家庭养老责任调整，该政策在很多国家推行时都曾出现反对的声音。

有研究显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影响正在工作的人群，特别是临近退休的工作人员利益。对个人来讲，提高法定退休年龄1年，少领一年养老金，还得多缴1年社会保险费，综合损失较大。如果晚退休1年里失业了，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还会受到影响。在受此影响的人看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将养老责任由国家转移到家庭。

然而，在老龄化的冲击之下，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增收减支”的巨大压力。提高费率和增加国家财政补贴最终都是将负担转移到企业和个人的身上，相对而言，延迟退休年龄是老龄化背景下的最优选择，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国际上应对老龄化的通行做法。

鲁全表示，延长退休年龄的原因并非是“养老金危机”，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当年德国延长退休年龄的时候，养老金是有大量结余的。事实上，延长退休年龄是为了平衡代际关系，现在我国劳动力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变晚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延长了，这才是导致养老金收支压力的主要原因。

孙永勇也认为，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上，不能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放在首要位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确实有助于改进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财务状况，但这只是应对挑战的各种手段中的一个，仅仅依靠它不足以彻底扭转局势。

由于我国对三岁及以下儿童与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公共服务基本上是空白的或是不足的，当前退休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延迟退休之后，家庭在这方面的需求能否社会化并带来这些行业的大发展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

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表示，这种需求确实存在，但能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并向社会购买服务，还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从目前我国的收入水平来看，这种需求转化的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