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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搞小麦的，住在城市怎么搞？一天不见小麦，我就不能安宁。

赵洪璋

赵洪璋：小麦育种领域的科学巨匠、小麦育种学界的一代宗师、我国第一个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的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1956年1月29日，赵洪璋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主持的讨论农业发展会议，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接着大家发言。

毛泽东听说赵洪璋也在会上，站起来用手指着他说：“讲一讲，讲一讲”。赵洪璋作了简短发言。他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被主席亲自点名，赵洪璋成为那场会议的名人，但他不敢居功，提起这段往事，他总是谦虚地笑笑。实际上，那时尚年轻的他却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选出的“碧蚂1号”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上一个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最高纪录。

当然，他的成绩和故事，远不止这一项。

四批品种引领四次创新

1918年6月1日，赵洪璋出生在河南省淇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目睹农民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灾荒之年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凄惨情景，他深感发展农业的重要。

18岁时，赵洪璋考上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大学毕业后，他到陕西省农业改进所大荔农场试验场担任技佐。1942年，他被小麦育种学家、时任西农农艺学系兼农场主任沈学年调回学校，从此开始了扎根杨陵的小麦育种生涯。

用赵洪璋的话说：“我长期生活在农村，工作以后又和农民连畔种地，对农村、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农村的贫困、农民的疾苦和田园的美丽风光，使我决心干一辈子农业。”

当时，学校所在地武功种植的主要是农家品种蚂蚱麦，长得稀稀拉拉，容易感染黄疸病，长大后还倒伏。赵洪璋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4个小麦育种单位的经验、教训，发现“蚂蚱麦”和“碧玉麦”杂交是抵抗黄疸和倒伏的最适宜品种。于是，他用“蚂蚱麦”作“母亲”，“碧玉麦”作“父亲”，1942年开展杂交，培育新品种，并且取其“父母”名字的第一个字为“碧蚂1号”。

1947年秋，赵洪璋选出了丰产抗锈的“碧蚂1-6号”6个品系。其中“碧蚂1号”是我国早期育种中，通过中外品种间杂交创造小麦新品种最成功的范例，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适应性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1959年种植达9000多万亩，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上一个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最高纪录。

1955年，时年37岁的赵洪璋，以副教授的身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这是我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的最高评价。

但是，他并没有骄傲。

1964年，赵洪璋主持选育出“丰产”1、2、3号小麦品种，其中“丰产3号”表现突出，开拓了我国黄淮冬麦区启用西北欧极晚熟小麦种质资源第一例，年种植面积达到3000余万亩，成为华北平原麦区栽培面积最大的品种。

20世纪70年代，赵洪璋主持选育的“矮丰3号”等品种，开创了我国小麦矮化育种的先例，是我国小麦生产史上，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半矮秆品种，年全国种植面积500余万亩，对我国矮化小麦育种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赵洪璋孜孜不倦，主持育成以“西农85”“西农881”为代表小麦新品种，开创了我国北方麦区抗赤霉病育种成功的先例。

赵洪璋主持选育的四批小麦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达9.5亿亩，增产小麦约256亿公斤，创造了四次创新，在我国小麦育种史上实属罕见。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庄巧生的评价：“赵洪璋在开拓我国小麦育种发展前沿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国小麦育种史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

创新者和开拓者

长期的育种实践，赵洪璋不仅贡献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小麦品种，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观点和一整套精湛实用的小麦杂交育种方法。

赵洪璋认为，从理论体系讲，作物育种学是一门人工进化的科学，育种方法越贴近、越符合物种自然进化的规律，育种的效果就会越好。因此，他明确提出，应将“作物生态学”作为“作物育种”的基础学科，放在与“遗传学”同等重要的位置。

怎样全面认识和定义品种，赵洪璋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品种是在一定的自然、耕作、栽培和经济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优良栽培群体，强调品种时间性、地区性和适应性三个特性。他认为，“没有万古长青的品种，也没有盖世的品种。育种家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我国小麦生产水平迅猛提升、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进度和生态耕作条件变化的预判，赵洪璋带领团队开展了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选育和抗赤霉病品种选育等工作，育成了“西农85”“西农881”等优质强筋早熟高产品种，这些材料和品种也是近年来小麦生产主导品种——“郑麦9023”和“西农979”的重要亲本。

小麦杂交育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环节多、年限长。在此过程中需要精心设计、精密施工。赵洪璋将此总结为：“制定育种目标是运筹于帷幄之中，育成品种是决胜在十年之后。”

赵洪璋常说，杂种二代没有货，希望就不大了，并对二代植株后代的进一步选择留有余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回忆道：“选育‘小偃’系列品种时，我就借鉴了赵老师的育种方法。”他从组合中选出了“小偃6号”和“小偃5号”，后来发现“小偃5号”抗病性差，于是主推“小偃6号”，该品种后来也成为了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以及北方麦区的两个主要优质源之一。

重视试验地培养是赵洪璋育种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搞咱这一行，不吃半车土怎么能行？”他熟悉自己的试验对象，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对试验田里小麦生长情况、生理特征，以及每一个重要变化，他都了如指掌。

赵洪璋经常念叨，他自己有5个孩子，分别是“泥娃娃”的“碧蚂”、“铁娃娃”的“丰产”、“铜娃娃”的“矮丰”和“银娃娃”的 “西农881”，希望在有生之年，努力研究出“金娃娃”。

亲力亲为诠释教书育人

赵洪璋重视育种，更重视育人。他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人无论干什么，要成为人才，必须有三条：一是个人德智体，二是家庭要支持，三是组织要培养。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素质。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者，就看你能不能谦虚谨慎、集中精力刻苦钻研。”

赵洪璋主持修建的小麦育种“加代室”，在南面专设了一间学生学习室，放了两个煤炉供学生取暖。用他的话说，人的大脑在一定温度下才会高效运转，不能冻着。而他自己却没有办公室，大家提出要为他准备一间时，他说：“我来系里要么下地，要么讨论问题，要办公室干什么？要思考问题，我晚上回家思考。”

1988年7月，赵洪璋妻子突然去世，研究生打算跟着灵柩车去火葬场，赵洪璋严厉制止了他们，说：“又不要你们抬汽油，你们去干什么？专心做实验！”两句话令在场的学生顿时泪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甄霖记得，赵老师给自己硕士论文研究提出的科学问题是：为什幺小麦成熟后，有些品种的籽粒是饱满的，有些则是皱缩的？并把成熟的籽粒比作装着面粉的“口袋”，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比喻至今在甄霖脑海里萦绕。

一生与小麦育种结缘的赵洪璋，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的助手何金江说：“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赵老师要求下雨后试验地的第一个脚印一定是他的。”

赵洪璋推崇的一个词是“特立独行”，他深入田间地头，以大地为课堂，手把手教学生小麦育种，更教他们踏实工作，诚实做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敢为人先。

他先后培养了农业部原副部长路明、西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丕皋、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许为钢、加拿大农业部渥太华研发中心研究员严威凯、美国爱达荷大学副教授陈建莉、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甄霖等一大批领军人才。

“爱土地就是爱祖国，爱土地就是爱人民。”这些朴素的思想影响着他的研究生路明。1982年，路明毕业时，当赵洪璋知道他去甘肃农科院，而且从事的是小麦育种工作时，十分高兴，鼓励路明结合实际，把当地春小麦育种搞上去，为此还专程到兰州讲学两次。

许为钢至今还记得与赵洪璋第一次见面时，赵老师用红蓝铅笔写下的三句话：“大学者，入门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这是金钥匙；好逸恶劳，毁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严威凯的记忆中，无论是与赵老师在小麦育种圃里徘徊，在下乡的路上颠簸，在农民的土炕上过夜；还是在办公室、会议室、自己宿舍和老师家中，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小麦育种。

倡导开放育种协作攻关

在小麦育种实践中，赵洪璋开放的学术体系和包容的学术人格有目共睹。无论哪个单位需要亲本材料，他都会主动给予，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也想尽各种办法获得。

1974年9月，“绿色革命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勃劳格来西农，参观了赵洪璋的实验田。临走时，赵洪璋给他送了“小偃6号”“矮丰3号”两个品种。1993年，赵洪璋学生宋哲民和杨天章到世界小麦改良中心访问时，勃劳格听说他们来自西农，非常高兴，与他们单独交流，赞赏赵洪璋的育种成果，并且与他们合影留念。

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晴祺至今感激赵洪璋对他学术成长发展道路上提供的无私帮助。1969年，李晴祺专程到西农，从赵洪璋那里得到了“矮丰3号”“孟县201”“牛朱特”等育种材料。赵洪璋特意嘱咐说：“‘牛朱特’个子高、穗子大、很抗病，但是极晚熟，要想办法好好利用它。”经过十年攻关，李晴祺团队成功创造了“矮孟牛”新种质，并用它培育了一批优良品种。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国小麦育种界盛行寻找小麦雄性不育系，研究小麦杂种优势利用问题，但赵洪璋并不盲从，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收集资料，提出要认真研究小麦杂种优势，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及田间制种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开启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杂交小麦遗传育种研究。

作为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育种家，1983年，赵洪璋在北方冬麦区育种协作会议上，强调要广泛组织穿梭育种，并成为今后育种的基本方法。同年5月，他在学校接待了北方冬麦区东西线穿梭育种的山东、河南、陕西的代表，并详细介绍育种经验和今后育种设想；他还多次到河南省农科院小麦所考察、指导育种工作。

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生在温暖湿润地区的小麦赤霉病在陕西关中灌区逐年加重，并在上世纪80年代扩展到黄淮麦区、北方麦区。赵洪璋提出，在保持原有育种目标性状和抗性基础上，选育兼抗赤霉病的品种。他在多方合作下进行赤霉病病菌筛选、接种、鉴定方法等研究，取得了积极结果。

1992年，赵洪璋津津乐道的是小麦育种联合攻关，他曾对来访的记者表示：“要像搞原子弹、氢弹那样，把各路人马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打一场‘淮海战役’，真正好的小麦良种是会问世的。”

根植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赵洪璋恪守“人的一生要为人民做些好事”的信条，其人生历程是学习起步为农民，工作落脚为农民。大家喜欢称呼赵洪璋为“赵劳模”，不仅是因为他贡献大，还因为他有满身的土气，满脑子都是“三农”观点。他的谈话中经常是农民如何、农村如何、农业如何，总是站在“三农”角度思考问题，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研究问题。和农民交往时，他更是没有一点架子。正是因为这一身泥土气息，他的成果才接地气，对生产有巨大推动作用。

深入基层、联系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解决生产和科研的实践问题，是赵洪璋的一贯作风。他常说：“按科学办事，凭事实讲话，上不瞒领导，下不骗群众，这是为人做事的起码准则。”

1958年，小麦亩产数千数万斤的呼声不绝于耳，赵洪璋亲自作了高产栽培试验，结果拿出一个亩产423公斤的报告。他说，我的“碧蚂1号”800斤，上千斤不可能。这是冒着几乎要被推向批判台的危险做出的结论。

“对品种负责、对生产负责、对农民负责”成了赵洪璋约束自己和助手的工作准则。他说：“我可以不说话，但我不能说假话。”只要通过生产实践检验是好的品种，不管是他自己育成的还是别人育成的，都极力推荐给农民。对于慕名而来索要品种的人，他都要详细询问当地生产条件和存在问题，对上号就给，对不上号则坚决不给。

上世纪70年代初，关中地区主要流行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并不流行。赵洪璋培育了产量性状特别好的“西农772”新品系，但有一年出穗后，遭遇了大范围赤霉病，赵洪璋没有任何犹豫，忍痛果断淘汰了“西农772”。

1986年，赵洪璋把西农小麦旱地育种基地选择在蒲城荆姚镇郭村。村民许富坤说，每次来，赵洪璋从来不住宾馆和饭店，都是和助手、试验工一起住在自家土炕上，聊的是育种事，吃的是家常饭，还把杂交组合材料无偿送给许富坤，帮助他选育出“48-1”和“8727-4”两个小麦优良品种，并进入大田推广，帮助他成长为一名有成果的农民育种家。

1988年，赵洪璋老伴去世后，他患上了冠心病，被送到宝鸡卫校儿子工作单位疗养。其间，宝鸡市委市政府领导前去探望，这时，卫校领导才知道赵洪璋的真实身份，提出给他一套住房，就住在宝鸡，子女也想让他就此退下来，好好休息。但赵洪璋说：“我一个搞小麦的，住在城市怎么搞？一天不见小麦，我就不能安宁。” “杨陵三道塬自然地貌和气候特点培育小麦良种得天独厚，我的事业在杨陵，我的生命在西农，共产党给我发钱不能不干事。”

1994年，赵洪璋因病不幸逝世。追悼会那天，数不清的挽幛落款是 “某某市人民”“某某县人民”“某某乡人民”“某某村人民”。大家觉得，只能用“人民”二字才能体现对赵洪璋的崇敬，因为他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1996年，赵洪璋的骨灰被洒在陕西宜川黄河壶口，实现了他魂归故里、情系黄土地的最后心愿。（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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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雪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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